实施致害行为说，参见肖泽晟：《论行政特许中的信赖利益保护》，载《山东大学法律评论》2008年卷，第82页。

该标准的确立，在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之间找到了恰当的平衡点，具有进步意义。可见，轻微违法在实践中很难归纳出一个具体标准，其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

该标准被广泛适用的原因在于，轻微的程序违法被撤销后，并不能改变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实体结果。新《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轻微违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标准是否为最优选择，能否公正、合理地解决每一个个案，都有待检验。第六，未正确告知处罚事实。其中在绝大多数案例中，行政主体都是违反了向当事人送达、催告、公告、告知，以及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和意见等程序，影响了相对人陈述申辩等权利的行使，因而有可能对原告的实体性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改变行政行为的最终结果。[5]参见朱新力：《司法审查的基准：探索行政诉讼的裁判技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398页。

而在原告请求法院判决行政机关履行一个程序违法的授益行政行为，法院就陷入了进行合法性审查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两难境地。在这些案件中，法官一次又一次地运用着正当程序原则这把尺子去度量行政行为，虽然法官没有说明这把尺子的名称和来源。从卢梭以来，人民主权已经成为现代政治普遍承认的基本义理，也基本是现代政治获得正当性的不二法门。

对此，高全喜提出了历史主义的规范主义，既反对将宪法精神等同于政治现实，也反对仅仅局限于现行宪法的文本含义，而主张回到中国近代百年宪政的历史，结合其中的共和演进线索来理解宪法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宪法宣誓的内在指向并不是就职者个人的职责，而是和开展宪法教育性质相同，都是为了在全社会弘扬宪法精神，在每个国民的内心树立宪法意识。第三段则确立了三种具体的宪法实施方式，即设立针对普遍国民的国家宪法日、针对特定国家工作人员的宪法宣誓制度和针对全社会开展的宪法教育。（3）将每年十二月四日定为国家宪法日。

有学者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并称之为历史主义的规范主义，或宪法上的生命—结构主义。同样，在宣誓词中，强调的是宣誓者要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最后，人民的存在方式有多种，其结构化形态是宪法，而其非结构化形态是公民的整体生活，亦即社会的普遍民情。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此时的宪法不再仅仅是一个客观文本本身，而是变成了一种中介，宣誓者借此得以通达宪法背后的那个主权者。然而，谁是宪法背后的主权者，对此却有诸多争论。

陈端洪认为，中共作为执政党与人民主权的关系要放在双重代表制的框架下来理解，即作为主权者的中国人民有两个代表机关，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具体落实为中共中央，一个是全国人大，且全国人大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此背景下，宪法宣誓所设定、所实施的宪法精神是什么呢？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人大常委会拟定的宪法宣誓词及其实质意义。但这只是最浅显的层面。之所以要把一府两院包括进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韩晓武在关于《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中给出了理由： 树立宪法意识、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不仅是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也是对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

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如果说当初是中国共产党以立法者的身份引领人民立下宪法，那么，现在宪法宣誓对这一原初经验的重温和更新能否起效，就不仅要看当下作为整体的人民，而且也取决于宪法及其精神指向。

但是，这等于既忽视了宪法文本内部诸规范之间的类型差别，即政治性规范和法律性规范，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领和指导，也没有看到宪法实施的方式同样可以在政治化实施和法律化实施之间选择。作为政治担纲者，执政党既需要理解当下社会生活所蕴含的正当性和复杂性，也需要结合宪法及其历史所累积的规范性，让为人民服务在法权秩序中获得具体丰富的内容。

按照当下的政法实践及其惯例，这意味着执政党在收集和研究民意的基础上提出了立法的动议。作为其制度结果，八个月后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虽然同样都是宪法宣誓，但这个简单的修改却具有实质意义，即宣誓的聆听者或见证者发生了变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誓词中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表述并非直接源于宪法，而是来自于党章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宪法宣誓与人民主权 除了表述和结构上的修改，《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还将草案中的向宪法宣誓修改为宣誓人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宣誓。如果宣誓者的身份是其他民主党派，政治认同的内在转换就是誓词对他们的某种潜在要求。

同时，又由于其所潜藏的社会动员性，这共同决定了其所实施者并非某一条款的文本含义，而是宪法的总体精神。而在根本上，宣誓者是谁的问题需要结合誓词内容和聆听者两个方面来理解。

因而，一如冯象所敏锐指出的，宣誓者并非是以个人的身份宣誓，而是作为执政党的一员并代表执政党向人民立誓。因而，最终的结果似乎意味着宪法在宪法宣誓制度中的尴尬处境。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在誓词内容上，如上文所述，它包含三个不断递进的层级，亦即一般的法权秩序（履行法定职责）、特殊的伦理意义（忠于祖国）和普遍的道德维度（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就此而言，宣誓者国家工作人员这一身份只是对应于、也只能承担起誓词的第一个层级。

因而，通过宪法宣誓，执政党不仅得以向人民重申自己的政治伦理，而且更进一步邀请人民担当这一伦理实践的监督者和见证者。同时，尽管作为政治决断之产物的宪法宣誓制度经由一个法律过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拥有了法律性的外衣，但这一法律制度却在根本上被视为是与国家宪法日、宪法教育具有同等性质的社会过程。宪法宣誓的社会基础 （一）宪法的文本与精神 既然宪法宣誓是作为宪法实施的一种方式而提出的，那就必须探讨，宪法宣誓所要实施者为何。在宣誓者的三重身份中，无疑只有党员这个身份能够指向这一政治功能。

但在《决定》的理解和表述中，宪法宣誓不只与宪法实施直接相关，还在根本上构成了宪法实施的重要方式。其二，人民有生生不息的意志，宪法便是其生命历程的记录。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描述：执政党发现宪法序言中的实施规范需要落实——执政党发动特定的政治过程做出决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启法律过程审议通过——宪法宣誓制度确立。在此背景下，若要理解宪法宣誓所呼唤的聆听者，就必须理解人民主权从政治结构向宪法结构的过渡中，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以及二者之间的引领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如陈端洪所说，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宪法第一根本法，不管这一根本法从政治还是从宪法来理解，都展现了在理解人民时执政党所具有的决定性含义。既然当初是立法者引领人民立下宪法，那么现在也只有立法者能够借由宪法将其重新召唤。

但无论如何，对人民的召唤、对政治伦理的激活，都不能被简化为对某种教条的意识形态的重申。与此相应，党对人民的全面领导转换为执政党对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在上文中，我们已指出人民的重新在场以宪法客观性的悬置为代价，同时，我们也分析了在宣誓者代表执政党向人民立誓的意义上，宪法将不得不缩减为誓词的通道。因而，宪法宣誓所涉及者，并不仅仅是现行八二宪法，也不纯粹是五四宪法以来的所有宪法文本，更重要的是这些宪法共同所展现的人民在历史中的精神走向及其自我规范性。

伦理对应的是近代以来经由革命和改革所形成的新的祖国和人民，亦即中国人在民族整体层面上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既是政治国家，也是伦理国家，草稿和定稿都保持了这一内涵。另一方面，宪法内部多种精神的紧张并不纯粹是不同观念之间的冲突，而是代表了社会普遍民情中多种形态的人心经验。

当我们把这一宣誓形象放置于悬挂国旗或国徽、且庄严肃穆的场景中，它指向的就不仅仅是对宪法之外的主权者的邀请，而且还试图将当下的宣誓者与国旗、国徽中所凝结的人民追求自由、共和的历史关联在一起，亦即将当下的执政党与执政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国和改革的历史关联在一起，进而用已经受过历史检验的政治实践、人格形象激活当下的政党伦理。其一，对比宪法序言中实施规范的法律性、执政党发动的政治过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的法律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宪法宣誓的制度外衣是法律性的，而其本质则是社会过程。

更确切地说，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宪法宣誓一般都直接源于宪法中的直接规定，因而就职宣誓本身就是对这一规定的实施。不过，为人民服务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执政态度，更是一种人格要求，因为它的目的是为了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一种基于历史真理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甚至是共产主义社会。